罗湖区前三批消费券核销结果显示，“满100减20”这款消费券核销率最高，能达到30%以上，因此，该券一直保留没做调整。其余三款消费券核销率都在10%～15%，因此，在发放第4批消费券时，罗湖对三款消费券的面额与折扣率均进行了调整——降低门槛，提高折扣，延长使用有效期。

　　宁波市商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发放三期政府消费券，实际投放6.6亿元，核销5.8亿元，直接撬动消费71.57亿元。

　　上面提到的杭州第二期数字消费券，发放1.85亿元，最终关联订单金额22.2亿元，由此计算，杭州这一期消费券的撬动比例约为1：11。

　　从短期看，发放消费券确实能够带动消费快速回升，但理性看待，消费券也并非“完美无瑕”的刺激手段。

　　一来，消费券参与的群体有限，这种有限性既包括消费端，也包括供给端。

　　比如，作为电子券，消费券天然将不方便使用手机的群体隔离在外；至于供给端，消费券使用最为频繁的场所，一是商超，二是餐饮，并不是所有消费领域都能够很好地覆盖。

　　一家医美机构曾告诉城叔，满50减20、满500减200这类常见的小面值消费券，对于动辄成千上万的消费金额而言，很难起到拉动效应。这一逻辑，可以推演至文旅、家电、汽车、家居建材等大金额消费领域。

　　二来，对消费券的刺激效果评估，也需要理性看待。

　　在样本城市的总结中，频繁出现“直接撬动消费”“关联消费总额”“直接消费乘数”等表述。不过，消费恢复或反弹，是否都是由消费券带来的？

　　比如，受节庆周期、疫情防控、城市消费特征等因素影响，不发券消费，可能也会“反弹”。

　　同时，消费券撬动的，有一部分其实是“刚性需求”，消费意愿受消费券影响不大。比如给汽车加油，对很多人来说，有了消费券只是使得价格变得相对便宜一些，而较难“撬动”更多的这类消费。

　　所以，如果将所有包含消费券的消费都算作由消费券撬动，可能会高估消费券的刺激作用。

　　十余年前，我国刚开始试行发放消费券时，就有学者对其撬动效果进行了冷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张诗宇曾撰文称，从政府那里领取到的消费券产生的不是收入效应，而是替代效应。

　　“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这种替代效应激励他们把家里本来用于消费基本食品支出的钱存入银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发放的消费券。

　　对于高收人家庭来说，因为消费券数量、面值小，难以用来支持其购房、买车和旅游等弹性消费；而且，消费券不是一种经常的、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因而也不可能纳入其家庭消费计划，结果同样难以真正刺激他们增加消费。”

　　不可否认，在特定时期内，消费券的的确确具有“助燃”居民消费的作用。

　　近期，多位学者也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表示了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在一场论坛演讲中表示：

　　应对当前的家庭消费不足、收入不足，应对长期的需求制约，归根结底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要调整政府作用的结构和方向。大家说给居民直接发钱、发消费券不太合理，其实没有什么不合理，它本来就是政府履行这个时期特定职能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不能够让消费回归正常，那也就难实现真正的复苏。财政支出的方向也会发生变化——更偏向于民生、社会福利。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

　　建议政府发行1.4万亿特别消费国债，主要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者发放，由各省认购，各省自己偿还。发放形式以现金为佳，也可以是消费券，但消费券的用途需要更广泛一些。

　　站在城市角度，消费券“刺激”的不只是短期的市场。消费在“三驾马车”中起到“稳定器”作用，稳经济亟待扩内需，通过政策刺激消费投资的需求，仍是政策发力点。

　　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发放消费券之后，政策还可以配套什么手段，让消费券价值更大化？

　　或许可以从消费券发放与核销沉淀下来的数据切入。

　　简单而言，把消费券产生的数据利用起来。由浅入深地分析这些数据，识别消费情绪的变化，相关行业、领域的运转情况，供需双方的匹配情况，乃至各类要素循环的畅通度……从而为政策出台提供决策参考。